《易經·系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

　　‘形而上’的東西既指‘哲學’(世界觀與方法論)或說人類意識對自然的反映，又是指人類的思維活動產生的情感等精神意識;‘形而下’的東西則是指具體的，可以看得見、摸得到的物質的東西，比如：器物、人、動物、植物、水、火、風、茶葉、茶器、茶桌等。

　　中國有個諺語叫‘民以食為天’，又有個諺語叫‘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還有個諺語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隨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開門七件事都隨之而進步。在現代中國大多地區，柴已被石油氣、天然氣和煤氣等所取代。米、油、鹽、醬、醋、茶仍是中國飲食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而其中的‘飲茶之事’在中國飲食文化中的又被特別列為‘茶文化’而聞名于世。因為‘開門七件事’中的‘茶事’被人們賦予更多的精神寄托，而茶事之器具則更講究，不僅要設計的科學合理，而且還要有文化內涵。

　　《論語·衛靈公》中有“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是經常被老百姓引用的典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典故如果代入茶道中，則可這樣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為茶事也，制其茶器之精者，友其茶人之誠者。”

　　茶道不是玄學，是簡簡單單、實實在在的以物說事，以事論理的學問。難者不會，會者不難。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簡單不簡單，就看你是否上心。人上心了，所為之事物便‘精’了。早在唐代的《茶經》中，陸羽便精心設計了適于貯茶、烹茶、品飲的二十四器(二十八、九件)，于是，天下就茶道大行了。

　　茶器，或稱茶具亦可。茶具這個概念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茶具’可如陸羽造茶具二十四事;狹義之茶具主要指為飲茶之用所造之煮水、煎、點、泡茶、盛茶之器具。唐宋以來的制造飲茶器具的材料上主要是陶瓷和金屬。現代茶具可分為陶瓷茶具、玻璃茶具、金屬茶具、竹木茶具、漆器茶具和玉石茶具等幾大類。

　　陶瓷茶具的品種很多，其中主要的有：黑瓷茶具、青瓷茶具、白瓷茶具、彩瓷具、紫砂陶等等。這些茶具在中國茶文化發展史上，都曾有過輝煌的一頁。

　　在現代，玻璃器皿有較大的發展。玻璃質地透明，光澤奪目。外形可塑性大，形態各異，用途廣泛，玻璃杯泡茶，茶湯的鮮艷色澤，茶葉的細嫩柔軟，茶葉在整個沖泡過程中的上下穿動，葉片的逐漸舒展 等，可以一覽無余，可說是一種動態的藝術欣賞。特別是沖泡各類名茶，茶具晶瑩剔透。杯中輕霧縹緲，澄清碧綠，芽葉朵朵，亭亭玉立，觀之賞心悅目，別有風趣。而且玻璃杯價廉物美，深受廣大消費者的歡迎。美中不足的是玻璃器具比陶瓷更燙手，還更容易破碎。

　　中國中世紀后期，除了煮水、煮茶合用的‘茶罏’，還有專門煮水用的‘湯瓶’，當時俗稱‘銚子’。最早中國古人多用鼎和鑊煮水、煮食物。從史料記載來看，到中世紀后期，用鼎、鑊、鍑、鍋煮水的古老方法才逐漸被‘湯瓶’取而代之。

　　自秦、漢、六朝，茶葉作為飲料已漸成風尚，從唐代以后干茶成飲的方式從‘瀹煮’到‘點茶’到‘泡茶’一路走來。(瀹茗——古人或稱烹茶或稱煎茶，都是在爐火之上行炊事;在現代，網絡上常會有人在文章里用‘瀹茗、瀹茶’來稱泡茶，其實那是作者在‘玩文兒’，或說賣弄或者干脆說是在蹂躪文字。)

　　隨著茶藝的發展，茶器制作也在發展。茶具也逐漸從與其它飲具共享中分離出來。大約到南北朝時，我國出現了包括飲茶器皿在內的金屬器具。到隋唐時，金屬器具的制作達到高峰，金、銀、銅、鐵、錫等金屬茶具皆有制造。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陜西扶風法門寺出土的一套由唐僖宗供奉的鎏金茶具，可謂是金屬茶具中罕見的稀世珍寶。但從宋代開始，古人對金屬茶具褒貶不一。元代以后，特別是從明代開始， 隨著茶類的創新，飲茶方法的改變，以及陶瓷茶具的興起，才使金屬茶具逐漸消失，尤其是用錫、鐵等金屬制作的茶具，用它們來煮水泡茶，被認為會使‘茶味走樣’，以致很少有人使用。但用金屬制成貯茶器具，如錫瓶、錫罐等，卻屢見不鮮。這是因為金屬貯茶器具的密閉性要比紙、竹、木、瓷、陶等好，具有較好的防潮、避光性能，這樣更有利于散茶的保存。因此，用錫制作的貯茶器具，至今仍流行于世。

　　唐代，陸羽茶道之主器乃是其‘鍑’，‘鍑’以生鐵或銀為之，既為煮水之器，又為煎茶成湯飲之器。宋代，蔡襄茶道之主器乃是湯瓶與茶盞。明代，許次紓之茶道主器有湯銚、茶注、茶甌。

　　中國宋代茶人對于茶理的研究與唐代相比，其實并無什么實質的進步(盡管，茶葉制作已有白茶、綠茶、紅茶等分野)，其時代的成就主要是與‘點茶’相配套的的茶器制作稍有發展。

　　自從元代，蒙古人廢除科舉制度，漢族的文人士子被壓制。壓抑的漢人，把內心的精神寄托更多的轉向文藝與手工藝領域。茶器制作的大發展，還得益于明代的飲茶法的革命。

　　‘前茶藝’(茶葉制作工藝)的全面發展，茶人更加注重散茶的炒制手法，而飲者則開始在意茶葉的造型及香味與湯色;‘后茶藝’的革命加上部分文人對‘茶情’的特別追求等因素共同影響并推動明代的茶器制作的大發展。

　　到了明朝中葉，‘撮泡’之法在中國廣泛的流行及分化(‘芽茶點盞’與‘小壺悶沏’)，加上資本主義萌芽后，一部分能工巧匠獨立于‘大型手工工場’之外，專門從事唯美的手工藝產品制作。進步的社會分工不僅讓工藝美術從傳統手工藝中獨立，也造就出許多著稱于當世的工藝美術大師，例如時大彬、惠孟臣等。

　　宜興紫砂陶是集陶瓷工藝和器皿造型、雕塑、繪畫、書法、文學、金石藝術于一體的綜合性藝術，它始于北宋，盛于明清。

　　紫砂茶具屬陶器茶具的一種。它坯質致密堅硬，取天然泥色，大多為紫砂，亦有紅砂、白砂。成陶火侯在1100—1200攝氏度，無吸水性，音粗韻長。它耐寒耐熱，泡茶無熟湯味，能保真香，且傳熱緩慢，不易燙手，用它燉茶，也不會爆裂。因此，歷史上曾有‘一壺重不數兩，價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價’之說。但美中不足的是，用紫砂壺泡茶較難欣賞到茶葉的美秒姿態。

　　紫砂器以器型，泥色和儒雅風采取勝。其器型方非一式，圓無一相，千變萬狀。紫砂器的泥色有多種，除去主要的朱泥、紫砂泥外，尚有白泥、烏泥、黃泥、松花泥等各種色澤，紫砂器不掛釉，而是充分利用泥本色，燒成后色澤溫潤，古雅可愛，紫砂器面還具有亞光效果，既可減弱光能的反射，又能清晰地表現器物形態、裝飾與自身天然色澤的生動效果。紫砂陶質地古樸純厚，不媚不俗，與文人氣質十分相似，以至文人深愛篤好、以坯當紙，或撰壺銘，或書款識，或刻以花卉，刻以印章，托物寓意，每見巧思。據不完全統計，依據實物可考，從明正德(公元1506年)開始，至清宣統(公元1911年)止，以各種形式參與紫砂陶瓷設計、創作的著名學者、詩人、藝術家不下九十余人。這種情況，各代相延，因此，紫砂陶從形、質、色、神、氣方面都顯示出一種儒雅風韻。

　　北宋梅堯臣的《依韻和杜相公謝蔡君謨寄茶》中說道：“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華。”說的是紫砂茶具在北宋剛開始興起的情景。1976年7月，在宜興丁蜀的羊角山，發現古窯址的廢片堆積，其中有早期的紫砂殘片，泥色紫紅，泥質粗糙，手工技術不高，成品有明顯的火疵，復原所得大部分為壺。‘羊角山窯’，據判斷年代上限不早于北宋中期，盛行于南宋，下限延至明代中期。這一發現，被認為印證了紫砂始于北宋的看法。至于紫砂茶具由何人首創，已無從考證。但從確切有文字記載而言，較早的、具有相當工藝水平的的紫砂茶壺是創造于明代正德年間(1506年 -1521年)。宜興紫砂壺藝的開創者大約是宜興‘金沙寺僧’(有成熟澄練泥料之法);其開拓者是‘供春’(以器形審美意識見長);其工藝創新者是‘時大彬’(發明了‘泥片鑲接成型法’)。

　　明代，‘金沙寺僧’，制陶名手。佚名。金沙寺在江蘇宜興湖汶山間，湖漢鎮的西南角，離鼎蜀鎮約十余里。為唐相陸希賢之山房。周高起《陽羨茗壺系·創始篇》：‘金沙寺僧’逸其名，聞之陶家云：僧閑靜有致，習與陶缸甕者處，搏其細土，加以澄練，捏筑為胎，規而圓之，刳使中空，踵傅口柄蓋的，附陶穴燒成，人遂傳用’。金沙寺僧的確切年代，較難查考，以其后來者‘供春’推斷，大約在景泰或大順年間(1450-1465，‘景泰’是弟弟朱祁鈺年號自1450年起，1456年哥哥朱祁鎮復辟后的年號改稱‘大順’)。參閱《桃溪客語》、《中國藝術家徵略》、《明史》。

　　供春 (約1506—1566)，又稱龔春。正德嘉靖年間人，生卒不很確切。原為宜興進士吳頤山的家僮。吳頤山，名仕，字克學，與蘇州唐伯虎等友善。吳頤山正德甲戌年(1514年)進士，后以提學副使擢四川參政。據記載，吳頤山未中進士前，讀書宜興金沙寺(在今宜興湖滏鎮)。書僮供春“給使之暇”，“竊仿老僧心匠，亦淘細土，摶坯茶匙穴中，指掠內外”——他用老和尚洗手沉淀在缸底的陶泥，仿照金沙寺旁大銀杏樹的樹癭(就是樹上突起帶凹的疤、瘤)的形狀做了一把壺，并刻上樹癭上的花紋。燒成之后，這把壺非常古樸可愛，于是這種仿照自然形態的紫砂壺一下子出了名，人們都叫它‘供春壺’。當時及后代的許多制壺大師都爭相仿制，這些茶壺成就了后來名聞遐邇的宜興紫砂壺。‘供春壺’在明朝‘萬歷’時代已經名滿天下，當時宜興的紫砂壺從粗糙的手工藝品發展到工藝美術創作，應該歸功于供春，歷代的文獻也是這樣的記載，歷來宜興的紫砂名家高手，仿制供春壺的人很多的，我們從各個博物館可以看到，明代的黃玉麟、江案清，還有當代的汪寅仙、徐漢棠等等，都對供春壺做過研究，做過仿制。自明代供春模仿老銀杏樹癭制成‘供春壺’而聞名后，相繼出現的制壺大師有明萬歷的董翰、趙梁、文暢、時朋‘四大家’，后有時大彬、李仲芳、徐友泉‘三妙手’。

　　明嘉靖至萬歷年間，是宜興紫砂的成熟時期，眾名家中，以時大彬(1573-1648)最負盛名，時大彬生活在明萬歷至清順治初年，是著名的紫砂壺藝大師時朋的兒子，其制壺技法一改早期的制法，完全改用槌片、圍圈、打身筒的成型法和泥片鑲接成型法，是紫砂技藝上的一個飛躍，他確立了至今仍為紫砂業沿襲的用泥片和鑲接那種憑空成型的高難度技術體系。時大彬制壺，最初仿‘供春’作大壺，后識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等人，接受品茶、試茶理論的啟發，一反舊制，專做小壺。這是紫砂壺藝史上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徐友泉，明萬歷年間(公元1573-1620年)。 名士衡。徐友泉自小拜時大彬為師，他有著造型藝術方面的天才。他對紫砂工藝在泥色品種的豐富多彩方面有杰出的貢獻。擅作仿古銅器壺，手工精細，壺蓋與壺口能夠密不透風。他所制的長爪獸的形態，亦是仿青銅器的形制，所以特別有古拙味道，非同凡響。

　　惠孟臣(生卒年月不詳)，大約生活在明代天啟到清代康熙年間，荊溪人，著名壺藝名家，以擅制小壺馳名于世。惠孟臣壺藝出眾，獨樹一幟，作品以小壺多、中壺少、大壺最罕，所制茗壺大者渾樸，小者精妙。善于配制多種調砂泥，有白砂、紫砂、朱砂，以朱紫者多，白砂者少。壺式有圓有扁，有高身、平肩、梨形、鼓腹、圓腹、扇形等，尤以所制梨形壺最具影響，十七世紀末外銷歐洲各地，對歐洲早期的制壺業影響很大。據說安妮皇后在定制銀質茶具時，要求模仿惠孟臣的梨形壺。孟臣所造小壺大巧若拙，怡人心目，后世稱為‘孟臣壺’，這種小壺特別適合于沏飲烏龍茶，因而風靡南國。后期專制朱砂幾何形小壺，造型奇、體積小、工藝精。這種壺式為后世水平壺的前身。孟臣壺工藝手法極洗練，富節奏感，尤其是壺的流嘴，不論長或短，均剛直勁拔，有著與眾不同的鮮明特色。壺體光澤瑩潤，胎薄輕巧，線條圓轉流暢，成為孟臣壺突出的風格特征。

　　被后世茶人推崇的‘孟臣壺’，之所以能風靡南國，其原因不外有三，一是，因為小巧有利于‘把玩’;二是，因為小巧可利于人少時‘隨泡隨飲’(大壺泡茶太多，人少喝不完，茶湯擱久會變涼及氧化);三是，因為小巧可利于‘省水省茶節能’(例如潮州人在喝茶之時，有添客人到來會更換茶葉之‘茶禮’習俗，換掉一小壺勁道漸消的烏龍還不算太浪費，如果用的是大壺……)。此三個原因一項與藝術品位、個人審美有關，一項與茶理(茶性)有關，一項與茶禮有關。其實深究工夫茶之茶藝的誕生，主要還是與茶人對茶理(茶性)的體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南方人‘煞費苦心’的‘請君入甕’‘嚴刑逼供’就是為了榨取‘頗費工夫造出的烏龍’的‘龍髓’。涪陵榨菜，三榨出龍涎;烏龍茶，七泡有余香。

　　歷代紫砂藝人在制壺過程中，他們的人文修養與個性，也會融合于他的紫砂作品之中，形成一種強烈的個人風格。

　　盡管， ‘以藝術推動茶藝’的古代工藝大師們令人無比敬佩;可是，附庸風雅的近代茶人卻又讓人不以為然。因為，工夫茶茶藝及其茶器自從孕育之初，就被打上資本主義萌芽時代‘功利思想’的烙印。當然，作為現代人，我們不必苛求古人，畢竟他們憑借‘茶理’把‘工夫茶’推到了中國飲茶藝術的極致。

　　古代茶器制作的發展，不僅催生了‘工夫茶茶藝’，也促成了摻茶藝術從茶藝中分離及獨立發展。

　　或許，有人會說，長嘴壺算什么茶器哩!不過是一把盛開水銅壺而已。如若真有人這么說，我便會問他：“陸羽時代的二十四器中的熟盂、畚、札、滌方、巾、具列等等算茶器么?不過是盛開水的、貯碗的、洗碗的、抹碗的。蔡襄時代的湯瓶算茶器么?不過是燒開水的東西。潮汕人的‘砂銚’算茶器么?也不過是燒開水的。

　　存在的既是合理的，既然出現茶事活動中，且主要用于茶事的器具，皆當視為茶器。

　　在茶事過程中出現的一切物象皆當為引導個體與群體趨向合諧服務。但是如果飲茶的環境過于繁瑣反倒不利于飲者修煉或是感悟。因此，在于茶道而言，其茶器等物象存在的意義取決于兩點：養身與修身。

　　茶事之制器與普通餐飲之器皿大同小異，因其處在茶事之中，常有寓意之用，故不可信手拈來。因其承載事理，而稱其‘茶道器’。

　　例如在日本茶道中：其‘抹茶道’追求‘禪茶一味’與‘侘’的意境，必然選用古樸簡約的黑陶茶具，用以弱化外物對內心清凈的干擾;其‘煎茶道’為了讓客人在品茗的同時還能怡心，會在等候席等周圍布置筆、墨、紙、硯、印譜等茶事輔助器物，用調和的美來營造和諧的氛圍來做修身養性的手段。

　　在中國，中國古典文人茶之‘大禮茶器具’故其設計的別有用心。大禮茶的‘器’是帶有明顯中國文化特征的茶器，它造型大氣莊重，是承載著中國的歷史與人文思想的‘三位一體’的器 ——禮器、樂器、茶器。

　　大禮茶之‘四海一統’的社會情感與國家意識且先不說，干茶經過三遍‘浸潤、洗滌’、再入成湯盆中最后融成茶湯，是建立在茶理之上的。沸水先入湯冷之中初步降溫，再入海碗之中(海碗的淺而闊的器形會較快的散熱)，使水溫降至適宜，如果飲用銀針、毛尖之類的新芽，可以在溫水或涼開水進行洗茶，用漏勺將茶葉撈出轉移之別的盆中，可適當除去灰塵與部分白毫。(毛尖茶相較于大葉茶的缺點就是，茶湯不夠明凈，茶湯中少一點兒懸浮的白毫，會變得更明澈。其實，有時中高檔的綠茶有時被部分商家人為混入極細的灰塵以摻假增重獲利。);如果飲用較老的開面連梗烏龍茶類，可以在‘三國歸晉’環節預熱成湯盆，這樣，洗茶的水溫可比毛尖茶的高一些。把成湯盆中的茶湯轉移到‘獻茶壺’中既便于公道分茶，又可控制茶葉精華素溶出的進程。

　　再說大禮茶茶藝的寓意，在‘四海’中進行‘芳茗三浴’傳達了‘茶浴其身，人浴其心’。像我等‘肉眼凡胎’難以達到‘惠能禪師’的‘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的境界，還是像神秀(盡管，他是個人格低劣的家伙)主張的那樣‘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在‘四海’之中豎立‘大筒’，除了寓意祖國大一統，還配合‘五色插花’來表明中華民族是有親和力、包容力的民族，中國文化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文化。